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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構筑中非命運共同體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撐
2019-11-01 來源:《社科院專刊》2019年11月1日總第5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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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9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非洲研究院主辦、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承辦的“2019年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培訓班”在京開班。培訓班為期兩周。來自南非、塞內加爾、南蘇丹、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亞等10個國家的高校、智庫、科研機構的近20位代表及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培訓。

  

  設立背景

  習近平主席指出:“發展同非洲國家的團結合作始終是中國對外政策基石。”近年來,在“一帶一路”倡議的促進下,中國與非洲經濟不斷蓬勃發展。本著互利互惠、合作共贏的精神,雙方的合作廣度和深度也進一步加強。此次“2019年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培訓班”的開辦,旨在展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劃時代變遷和發展經驗,加強非洲各國對中國的了解,加強中非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領域經驗交流,為共同推進中非“一帶一路”合作、共同建設面向未來的中非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構筑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撐。

  在開班儀式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合作局副局長周云帆和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黨委書記胥錦成分別致辭,來自南蘇丹的亞伯拉罕·奧華力(Abraham A. Awolich)作為學員代表進行發言。周云帆指出,中非之間仍然需要在學術交流、設立研究項目、歷史文化交流等方面加強合作。胥錦成指出,盡管中非之間相隔萬里,但彼此的心是相連的,中非之間的友誼和紐帶需要進一步強化。奧華力認為,中非雙方應在建設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進一步加深對彼此的理解。中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可以共享未來、合作共贏、傳遞幸福、繁榮文化、保護環境并可持續發展的共同體,需要中非雙方共同努力推動實現。

  此次培訓班共分為兩個階段,分別在北京和蘇州進行。為更好地促進交流和理解,培訓班采取了專家授課、學術研討和實地調研相結合的方式,在兩個培訓階段穿插進行。培訓中,學員們就新中國成立70年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治理方式轉變、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展開學習和研討,并深化了對“一帶一路”框架下的中非合作和當代國際關系的理解。

  授課內容

  在6月19日的課程中,兩位專家的授課內容主要集中在“一帶一路”背景下的全球治理模式及演變,以及中非發展的出路和展望。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非洲研究院研究員張永蓬作了題為“‘一帶一路’框架下的中非合作”的講座。他從“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發展演變和中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出發,對“一帶一路”與中非關系發展做出了深入分析。他表示,中非友誼源遠流長,中非經濟具有互補性,有著長期合作的歷史。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非關系正朝著構建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的新階段發展,具有更加廣闊的前景。第一,中國和非洲人口總數約占世界總人口的1/3,陸地面積約占全球陸地總面積的近30%,中非經濟合作具有全球性意義。第二,非洲宏觀經濟形勢呈現較好發展勢頭,為“一帶一路”合作創造了條件。據非洲開發銀行統計,2010—2018年非洲國內生產總值實際增長率平均在4%左右,特別是東部非洲平均增長率達到6%,顯示了強勁的增長和發展潛力。第三,中國完備的產業體系可為非洲發展提供支持。第四,“一帶一路”的覆蓋面廣泛,有利于調動非洲參與國際投資和貿易體系的積極性。第五,如果說中非合作論壇及論壇框架下的合作計劃屬于每三年的階段性合作計劃,那么“一帶一路”與非盟《2063年議程》的對接則是長遠的戰略規劃,二者在內容和方向上具有很強的協調性和一致性。中非“一帶一路”合作有利于夯實中非合作論壇框架下的中非關系基礎,是實現中國夢和非洲夢、構建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平臺。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任琳作了題為“聯通中國與世界”的講座。她立足于全球治理和中國實踐,回顧了中國開放政策的歷史和發展,最后落腳到概念創新與“一帶一路”倡議中。首先,她從全球事務、全球化、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共同利益和利益相關強度等幾個基本概念出發,分析了若干公共產品供應赤字及其影響,如環境難民、對話環境的缺失等。這進一步引申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途徑,包括積極參與新興的治理機制、創造一個新的包容性的機制、推動新老平臺融合、關注非傳統安全治理、參與領導經濟全球化進程等。任琳認為,中國并非從一開始就直接融入全球治理體系之中,而是經歷了從初步接觸、通過加入地區和全球經濟組織融入國際經濟系統、參與式經濟外交,到最終參與全球治理并引領經濟全球化發展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一帶一路”就是中國走向前臺、成為經濟全球化領導者的重要標志。它不僅有助于相關國家的發展和互惠互利,也有助于新型全球治理模式的形成。

  

  在6月20日之后的課程中,授課專家將關注重點轉移到中國國內,著重介紹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婚姻家庭結構、城鄉發展和變遷、就業結構轉型和收入增長、社會保障改革、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等方面的內容。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天夫作了題為“中國婚姻家庭的變遷”的講座,為學員們深入細致地梳理了歷史上中國婚姻家庭的變遷。王天夫首先介紹了中國家庭變遷的歷史背景。他表示,中國歷史上有著大家庭的習俗偏好,但這種大家庭的存在需要有充足的物質條件作為保障,否則無法擴展家庭規模。家庭結構的變遷,也與家庭的繼承制度和經濟形勢密切相關。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家庭結構出現了明顯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家庭規模縮小,核心家庭與直系家庭仍然是中國城鄉家庭的主要基本結構,“四二一”家庭結構(四個老人、一對夫妻和一個孩子)的出現尤其值得注意;夫妻家庭、空巢家庭等“新型”家庭所占比重仍然較小,但比例逐漸升高;離婚率不斷上升,工業化、流行文化和居住文化等因素影響著家庭的變化。這種結構變遷,一方面是由于城鄉之間原有的社會管理體系發生變化,如城市中的單位制度、農業集體生產制度發生解體和轉變;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我國獨特的人口轉變過程,如計劃生育、老齡化和少子化進程等,這些都是造成中國家庭階段性變化的重要因素。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吳瑩作了題為“中國城鎮化歷程和城鄉關系變遷”的講座。吳瑩從歷史視角和城市類型出發,審視和剖析了我國城鎮化的現狀、發展歷程以及我國城鎮化進程的時期特征。吳瑩提出,人口結構、產業結構、空間和生活方式,是“城鎮化”這一概念的四個主要內涵。她進一步列舉了這幾個主要內涵對應的統計指標以及這些指標在長時期的變動趨勢。例如,人口結構是指城鎮人口所占比重,產業結構是指第二和第三產業所占比重,空間是指城市用地面積,生活方式是指城市房屋投資總額。從歷史上來看,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國城鎮化進程分別經歷了自由發展階段(1949—1957年)、波動發展階段(1958—1965年)、停滯階段(1966—1977年)、持續快速發展階段(1978年至今)。城鄉之間的關系也從改革開放前的“以城市為導向”階段(1949—1978年),轉變為城鄉各自獨立發展階段(1978—2012年),再到城鄉統籌發展階段(2012年至今)。中國城鎮化進程的發展,與國家推動和經濟規劃引導密不可分。這有別于歐美國家產業引導的城鎮化模式,以及以印度和泰國為代表的“城鄉混合型”亞洲城鎮化模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張翼的講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變遷”,從人口發展、階層結構、城鎮化進程、消費發展和減少貧困幾個方面,闡述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方方面面總體變化的趨勢和形態。他分別從人口規模和結構變化、經濟社會發展、儲蓄增長、人口紅利等方面向學員們介紹了中國的人口發展過程。他表示,階層結構的發展變化更為復雜,微觀上需要考慮家庭結構變化背景下的家庭收入、教育程度的提高,宏觀上則需要考慮市場經濟發展和階層分化的過程。2001—2015年,我國各個階層向上流動的趨勢十分明顯,新興階層和較高階層的比重在逐漸提高。張翼特別指出,中國城鎮化過程中體現出的新趨勢尤其值得關注,包括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涌入城市,越來越多的留守兒童則留在了農村;出現了更多的人戶分離人口和流動人口,這些流動人口越來越趨于“流而不動”,并主要集中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在減貧方面,張翼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減貧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經歷了數次貧困標準調整之后,中國貧困人口總量仍然持續降低,至2017年總量已經減少為3046萬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張盈華在“社保改革四十年”講座中,向學員們介紹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保障改革和發展歷程。她基于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定義,對社會保障進行了概念界定和類型劃分。她認為,對中國而言,中國社會保障可以劃分為三個大類:第一類是社會保險,主要有五個子類別,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已經納入醫療保險);第二類是對特殊群體的社會支持,主要包括高齡老人、殘障人士和孤兒等群體;第三類是社會救助,包括城市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的群體。值得注意的是,伴隨著人口老齡化,高齡老人和失能老人的保障問題也逐漸突顯。為應對老齡化難題,2016年長期照護保險在15個城市試點鋪開,長期照護保險也成為社會保險中的重要一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孫兆陽作了題為“改革開放以來就業結構轉型和收入增長”的講座。他通過對比1978年和2018年中國GDP總量和結構、就業結構和勞動生產率這兩組經濟指標,向學員們展示了改革開放對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的意義。從時間上來看,改革開放后就業結構的轉型經歷了四個階段:首先是1978—1993年,此時中國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初期,城鄉二元制仍然存在,第一產業勞動人口所占比重過高、勞動生產率較低、生產總值所占比重低,是此階段經濟和就業結構的鮮明特征;其次是1994—2002年,中國經歷了內部的經濟改革和城鎮化進程,并經歷了外部的東南亞經濟危機,承接了新興工業化國家(日韓等)的產業轉移;再次是2003—2011年,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出口導向型經濟、民營經濟和勞動密集型產業長足發展,流動人口和外來務工人員數量大幅度增加;最后是2012年至今,隨著創新和創業對經濟的驅動能力逐步凸顯,中國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和調整。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劉學在最后一門課程中,為學員們作了題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變遷”的講座。在講座中,劉學通過列舉相應的事實和數據,來回答四個問題:“為什么研究中國?”“中國社會是什么樣的?”“我們如何實現治理?”“中國實踐能給我們哪些經驗教訓?”劉學表示,國際上研究中國的目的有很多,如借鑒經濟發展經驗、中國共產黨執政和治理經驗等。當前中國發展進入新階段,社會發展的復雜性以及發展中帶來的相應問題都需要新型的治理模式。高科技的發展也使得國家治理方式出現了較大的轉變,國家治理能力出現了相應的提高。

  學員反饋

  經過豐富的學習和考察實踐,中國繁榮發展的經濟、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悠久燦爛的文明、熱情好客的人民,給遠道而來的非洲朋友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培訓期間,非洲學員們不僅收獲了新的知識,也加深了對中國、對“一帶一路”框架下中非合作和友誼的理解認識。

  一帶一路凝聚共識

  學員們表示,“一帶一路”毫無疑問是最具共識的發展倡議,也是他們談論、關注最多的內容。“一帶一路”提倡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使幫助非洲國家成為可能,也使非洲繁榮發展成為可能。

  第一,正是通過互聯互通,非洲各國得以從中國獲得援助,修建學校、診所、海港、公路和機場等基礎設施。通過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有利于非洲國家之間、非洲與外界進行自由貿易。許多非洲國家通過這種方式從與中國的交往中受益。

  第二,中國與非洲經濟發展的互補性,也使得中非之間深化合作成為可能。來自博茨瓦納的Asalepele Tobedza表示,2016年中國在非洲的投資額就已經是美國的兩倍,中國投資加快了非洲經濟的發展步伐。非洲需要中國的資金扶持和政策支持,中國需要非洲的市場與合作。來自馬里共和國的Andre Kone表示,中非合作有很好的前景,考慮到中國的快速發展及其在資源和市場銷售方面的需要,非洲可以成為一個好的合作伙伴,并且這種合作具有較低的風險。來自南非的Edmore Chinhamo認為,非洲擁有最大的產品市場,但沒有得到有效利用。中國需要加強與非洲政府在相關領域的合作,以提高非洲市場的知名度。

  第三,腐敗問題是非洲國家面臨的重要挑戰,“一帶一路”可以提升非洲國家和政府的政策制定、實施能力,并提高非洲國家的治理能力。中非之間的這種依賴關系和信任關系,使得非洲能夠與中國自由互動,借鑒中國成熟的制度與模式,不斷完善其政策。Andre Kone和來自南非的Maladzhi Rendani表示,目前,大多數非洲國家不能做到在實施政策時評估其效率和有效性。相反,中國在政策執行方面做得很好。非洲可向中國學習,建立能夠評估政策有效性的機構。

  第四,“一帶一路”可以促進沿線地區經濟發展,并為保障地區和平作出貢獻。來自喀麥隆的Tabe Carine談到,通過“一帶一路”,中國可以與其他國家結成更緊密的伙伴關系,并為所有相關國家帶來更大的利益。“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將享有共同的和平、繁榮和安全,并共享未來。

  文化遺產承載歷史記憶

  中國燦爛的歷史文化遺產,以及政府對文化遺產采取的保護措施,讓非洲學員們受到觸動。大多數學員表示,具有幾千年悠久歷史的中華文化非常了不起。文化是連接歷史與現代的橋梁,具有寶貴的社會價值,使國家在發展中獲得深厚滋養。非洲本來也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明,然而在近代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后,非洲歷史文化大都遭到了嚴重破壞,非洲人所經歷的漫長歷史被扭曲了。Edmore Chinhamo認為,我們目前在博物館里看到的大多是美化歐洲征服非洲的文物或遺跡。非洲應像中國一樣重視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充分發揮其凝聚共識、團結人民的作用。當代非洲同樣有著豐富的人文資源,應當發揮其經濟和文化價值,造福非洲人民。

  在發展中解決問題

  關于中國人口與社會變遷、婚姻家庭發展變遷的課程,引發了部分非洲學員對本國人口、婚姻家庭和社會情況的深入思考。Asalepele Tobedza表示,非洲部分國家仍然面臨人口膨脹的難題,年輕人尋找工作面臨很大壓力。中國作為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在人口管理方面有長期的歷史以及豐富的經驗,如通過城市化進程、城鄉協同發展等措施來促進人口結構轉變,用發展解決人口問題,這些經驗都值得非洲借鑒。

  有非洲學員表示,由于醫療衛生設施較差,部分非洲國家存在疾病肆虐的問題,如艾滋病的流行。這一方面與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與貧困和家庭結構直接相關。中國在社會建設、減貧等方面的成就和經驗,值得非洲國家學習。

  高科技助力國家治理和未來發展

  高科技無疑是一個國家未來發展的動力源泉。在參觀了中國的科技創新企業之后,學員普遍認為,非洲國家有必要大力推廣創新、創業文化,在社會中形成創新的風氣。Andre Kone發現,技術的發展可以使偏遠地區村民和政府實現即時溝通,而這兩個主體在以往是很難直接面對面交往的。來自尼日利亞的Samuel Olutuase在參觀訪問蘇州、吳江的高科技企業之后,對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過程感到吃驚和欽佩,認為中國日常生活處處體現了科技感。Edmore Chinhamo談到了非洲人民面對高科技的一些疑慮,如機器人是否會取代工人勞動、導致失業等問題。他表示,中國在面臨同樣的挑戰時,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和解決辦法,非洲學者和業界也可以利用同樣的方法,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并使得中國和非洲都能夠從中獲益。

  總結與展望

  經過兩周緊張充實的課堂培訓和實地考察,非洲學員們都獲得了不小的收獲。他們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經濟增長、社會進步、科技創新、國際合作等方面取得的偉大成就給予高度贊揚,并認可中國和非洲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有著廣泛的合作前景。學員們表示,中非之間有著幾乎相似的發展歷史。中國發展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走和平發展道路,并秉持互利共贏的外交原則,這些都在“一帶一路”中得以體現。中國的發展經驗在國際上深入人心,中國的發展潛力讓全球受益。

  學員們認為,非洲是“一帶一路”的重要一環,也是中國的重要合作伙伴。“一帶一路”不僅能夠把中國的資金和技術帶到非洲,而且也能夠促進中非發展戰略對接,帶動非洲技術和產業升級,進而真正推動非洲自身發展。不僅如此,在學術交往、民間交流等方面,中非雙方有著廣泛的合作空間。雙方需要做出更多努力,為中非合作添磚加瓦。

  展望未來,隨著“一帶一路”的全面鋪開,中非、中外交流的水平將上升到新的層次。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社會、文化等全方位的交往將持續深化,中國發展的影響力、感召力將進一步提高,也將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郭冉 孫兆陽

責任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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