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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伏瞻:新中國70年經濟與經濟學發展
2019-11-0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0期 作者:謝伏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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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勇于探索、不斷實踐,成功探尋出符合中國國情、充滿生機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70年來,我國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全面小康社會即將建成,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創造了“當驚世界殊”的發展成就。偉大的實踐產生偉大的理論。70年來,我國的經濟學研究始終立足當代中國實踐,在總結歷史經驗、回應時代主題、探索未來發展中不斷創新發展,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國內外環境復雜而深刻的變化,習近平總書記科學把握世界發展大勢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先后作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科學判斷,提出新發展理念,作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主線、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等重大戰略決策,引領我國經濟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并在歷史性變革中,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書寫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篇章,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

  一、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的輝煌成就

  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綜合國力極大提高。按不變價計算,1952—201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從679億元增長到90萬億元,年均增長8.1%。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總值的比重從1960年的4.37%上升至2018年的近16%,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位,自2006年以來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穩居第一位。2018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接近1萬美元,比1952年增長約77倍,由低收入國家成功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財政實力極大增強,全國財政收入從1950年的62億元大幅躍升至2018年的18萬億元,1951—2018年的年均增長率約為12.5%,為促進經濟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資金保障。

  現代經濟體系基本建立,創新驅動發展成果豐碩。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農業吸納就業人口占比高達83.54%,主要工業產品基本依靠進口。我國三次產業比例從1952年的50.5∶20.8∶28.7,變為2018年的7.2∶40.7∶52.2,實現了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躍升,是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制造業增加值穩居世界第一位。2018年,我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達到1.97萬億元,規模躍居世界第二位;科技進步貢獻率提高到58.5%。國家創新能力在2019年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上升至第14位,是唯一進入前20名的中等收入經濟體。我國科技實力顯著提升,一些領域從跟跑向領跑轉變,徹底改變了科技水平全面落后的局面。“兩彈一星”、載人航天、超級雜交水稻、高性能計算機、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青蒿素、深海探測、量子通信、大飛機等重大科技成果,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動通訊網絡、移動支付、新能源汽車、金融科技等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了新動能。

  城鎮化水平不斷提升,區域協調發展成效顯著。我國城鎮化率從1949年的10.6%提高到2018年的59.58%,年均提高0.71個百分點。特別是改革開放后,農村富余勞動力大規模向城鎮轉移,我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21世紀以來,西部大開發、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和中部地區崛起等區域發展戰略相繼實施,有效改善了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要戰略的推動下,形成了區域經濟發展良性互動的局面。1952—2018年,我國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最高地區和最低地區之間的相對差值從2.6倍縮小為1.8倍。

  基礎設施實現跨越發展,支撐保障能力明顯增強。我國已經建成發達的現代綜合交通體系。2018年,鐵路營業里程達到13.2萬公里,比1949年增長5倍,其中高鐵里程達到3萬公里,占世界高鐵總里程2/3以上;公路里程達到485萬公里,比1949年增長59倍,其中高速公路里程達到14.3萬公里,居世界第一位;內河航道里程達到12.7萬公里,比1949年增長72.7%;民航定期航班航線里程達到838萬公里,比1950年增長734倍。2018年,我國能源生產達到37.7億噸標準煤,比1949年增長158倍;發電裝機容量達到19億千瓦時,比1949年增長1026倍,連續八年保持世界第一位。2018年,我國郵政營業網點達到27.5萬處,郵路總長度達到985萬公里,分別是1949年的10.4倍和14倍。2018年,我國移動寬帶用戶達到13.1億戶,基本建成全球最大的移動寬帶網,信息化水平全面提升。

  人民生活發生翻天覆地變化,闊步邁向全面小康。1949—2018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49.7元增加到28228元,實際年平均增長6.1%。2018年,全國居民恩格爾系數為28.4%,比1978年下降35.5個百分點,居民消費水平顯著提升,消費結構從溫飽型、小康型向富裕型、享受型轉變。2018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達到39平方米,比1956年增長5.8倍;農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達到47.3平方米,比1978年增長4.8倍。2018年,我國公共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分別達到3176個、44464個、4918個,分別為1949年的57.7倍、49.6倍、234.2倍。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的文盲率高達80%,適齡兒童小學入學率不足20%;2018年,粗文盲率下降到4.9%,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達到13%,6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9.26年。1953年我國僅有17.24%的職工享受勞動保險,1958年僅有0.94%的農村人口享受“五保”待遇。當前,我國已經初步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覆蓋人口最多,包括養老、醫療、低保、住房、教育等民生領域的社會保障體系。2018年,我國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超過9億人,基本醫療保險覆蓋超過13億人,基本實現全民醫保。居民預期壽命從新中國成立初的35歲上升到2018年的77歲,嬰兒死亡率由200‰下降到6.1‰。脫貧成就亙古未有,農村貧困發生率從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8年的1.7%。按照世界銀行標準,1981—2015年我國貧困人口規模從8.8億人減少到960萬人,成為首個實現聯合國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對全世界減貧的直接貢獻達到76.2%。

  從相對封閉走向全方位開放,國際影響力持續提升。1950年,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為11.3億美元;2018年,我國貨物和服務進出口總額分別為4.6萬億美元和7919億美元,占世界的11.8%和7%,穩居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地位。我國已經成為33個國家的最大出口目的地、65個國家的最大進口來源國。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微乎其微;2018年,我國吸引非金融類外商直接投資達1349.66億美元,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205億美元,均居世界第二位;1978—2018年,我國累計吸引非金融類外商直接投資達20343億美元。1952年,我國外匯儲備僅為1.08億美元;2018年,我國外匯儲備超過3萬億美元,連續13年保持世界第一位。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推進共建“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不斷擴容,人民幣正式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貢獻中國智慧,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愈加重要的作用。

  二、堅持和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是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取得輝煌成就的根本保證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黨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經濟工作是中心工作,黨的領導當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體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數屆黨的三中全會對國家經濟發展作出重要部署。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些重大決策堅持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對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的五中全會就國民經濟規劃提出建議。1994年以來,黨中央在每年年底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本年度的經濟工作進行總結,并對下一年的經濟工作作出部署。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經常性地審議關系經濟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及時作出重大部署,并直接領導中央財經委員會,研究確定經濟社會發展重要方針政策。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的輝煌成就無可辯駁地證明,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大優勢,是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

  新中國成立之初,黨中央就實行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經濟方針,采取財政、商業、貨幣等一系列經濟政策,有效穩定了經濟局面,領導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在一片廢墟上迅速而全面地恢復了國民經濟。在農村,黨中央領導開展了土地改革,大規模興修水利,推廣農業技術,有效促進了農業生產。城鄉經濟穩定以后,黨中央不失時機地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黨中央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不斷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經濟建設道路,在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快速建立起獨立的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并取得了“兩彈一星”等重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提供了物質基礎和經驗借鑒。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深刻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歷史性決策。黨中央以非凡的戰略思維,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基本路線,成功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黨中央領導下,我國推動以經濟體制為重點的全面改革,推進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國有企業、分稅制、金融體制、外貿綜合體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建立健全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技術市場等各類市場,充分發揮價格、利率、稅率、匯率等各種經濟調控工具的作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建立并完善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在黨中央領導下,我國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潮流,實施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從創辦4個經濟特區到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從沿邊沿江開放、建立浦東新區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充分發揮我國比較優勢,有效利用全球資源,不斷提高開放的領域、水平、層次,使我國實現了從相對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的全面轉變。在黨中央領導下,我國成功應對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等重大外部沖擊,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在全球率先實現經濟企穩回升,對世界金融穩定和經濟復蘇作出了貢獻。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國內外形勢復雜而深刻的變化,黨中央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斷加強和改善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全面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水平,推動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強保證。

  第一,堅持和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保證了我國經濟發展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新時代的歷史方位,觀大勢、謀大局,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時代我國經濟態勢怎么看和經濟工作怎么干等重大問題,提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經濟新常態,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和持續健康發展等一系列原創性理論,在實踐中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系統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體系與研究內容,科學有力地指導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

  第二,堅持和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促進了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的形成和實施。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我們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在“穩”的方面,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強調要保持對經濟運行中各類矛盾和問題的高度敏感性,守住底線,及時化解矛盾風險。在“進”的方面,黨中央明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堅決破除各方面的體制機制弊端,極大地凝聚起共同推進改革的強大合力,基本確立了改革的主體框架,對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全面深化改革展現了新作為、實現了新突破。

  第三,堅持和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引領并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黨中央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不動搖,強調要順應并引領經濟全球化,打開大門搞建設、辦事業。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以放寬市場準入及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作為提升對外開放水平的重要手段,體現出我國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堅定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的決心。正是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我國不斷提高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和“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了積極貢獻。

  三、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社會主義制度能夠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是黨領導的偉大事業成功的重要法寶。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制度基礎,為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作出了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之初,黨中央就注重發揮各種經濟成分在經濟建設中的積極作用。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設想,社會主義只能是單一公有制。但是,黨中央在謀劃施政準則和構思建設藍圖時,沒有簡單地從本本出發,而是注重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毛澤東同志從我國實際出發,明確提出“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展個性,不贊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贊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是不對的”,“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在我國這樣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新中國經歷了長期探索。1949年9月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曾用六條篇幅專門闡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所有制結構總體格局,對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五種經濟成分的定位作出了明確論述。在過渡時期,我國存在著多種經濟成分,允許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從“一五”計劃開始,我國為了實現趕超,確立了優先發展社會主義大工業的戰略,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加之受蘇聯模式和蘇聯政治經濟學的影響,逐漸把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國民經濟改變成為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形成以“國有制+計劃經濟”為基本特征的經濟體制。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歷史條件下,這一體制對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水平不適應,“統得過死”造成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結構扭曲,反而制約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從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科學總結所有制探索方面的經驗教訓,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創新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所有制理論。我國在深化國有經濟改革、創新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同時,不斷放開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限制,既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又不斷激發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新活力。黨的十二大、十三大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在堅持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同時,為非公經濟的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提出“三個有利于”標準,從根本上突破了單一公有制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礎,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繁榮發展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方針。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將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從“有益補充”上升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股份制也可以成為公有制的一種實現形式。這就把多種所有制和社會主義性質融合在一起,把非公有制經濟納入了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大大拓展了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是對馬克思主義所有制理論的重要發展。黨的十六大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理論作出重大發展,提出“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強調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將二者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兩個毫不動搖”的提出,超越了把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對立起來的認識,成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理論基礎。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提出,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推進公平準入、破除體制障礙,促進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為促進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平等發展提供了更好的制度保障。

  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加強產權保護、擴大非公有制經濟市場準入與平等發展等關鍵問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得到進一步發展。黨的十八大提出,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形成了完整的“兩平一同”原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兩個毫不動搖”理論。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2016年和2017年,我國相繼出臺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以及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的綱領性文件。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新時代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目標,把“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鼓勵更多社會主體投身創新創業”,作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把“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作為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不僅如此,黨的十九大還把“兩個毫不動搖”寫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作為黨和國家一項大政方針進一步確定下來。特別是2018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強調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方針政策的三個“沒有變”,充分體現了黨中央毫不動搖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立場和決心。

  伴隨著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不斷創新與發展,我國對公有制及其實現形式、國有企業改革、國有經濟地位等也進行了富有成效的理論創新。總之,新中國70年來,我國所有制改革波瀾壯闊,從打破傳統僵化的所有制結構開始,按照增量改革的整體路徑,從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突破,同時啟動經營制度層面的農村和城市微觀主體改革。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所有制改革的路徑逐步從傳統體制外以及體制內的外圍,過渡到傳統體制內特別是其內核部分,深入到國有企業深層的產權制度變革,不同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日趨完善。

  四、堅持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的核心問題,貫穿于70年經濟體制演進和經濟研究的全過程,是理解中國經濟發展“奇跡”的主線。對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作出過一般性的設想,認為社會主義只能實行國家計劃下的產品經濟,不可能搞商品經濟,更不可能搞市場經濟,而且只有國家計劃才能克服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經濟危機。這種觀念為幾代馬克思主義者所堅持,曾長期指導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我國經濟建設實踐中,歷經艱辛探索,形成了符合我國經濟發展實際的政府與市場關系理論。

  新中國成立之初,在“節制資本”的原則下允許其他經濟成分和商品經濟的存在,逐步增強國家計劃下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的主導作用。隨著“國有制+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實行物資切塊分配,直接干預企業經營活動,政府計劃指令完全代替了市場機制。在這種體制下,配置資源的經濟協調僅限于政府和國有企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由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長期缺位,加之受“左”傾錯誤的影響,一度把搞活企業和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種種措施當成“資本主義”,導致經濟體制日漸僵化,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結構失衡等問題不斷積累。其間,雖然多次調整中央和地方、條條和塊塊的管理權限,但都沒有觸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對此,一些經濟學家立足我國實際,提出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仍然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經濟的觀點,主張價值規律在調節社會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升級技術裝備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要先聲。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不斷調整優化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黨的十二大提出“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主輔論”,要求正確劃分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各自的范圍和界限;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理論,使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黨的十三大進一步提出建立“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后,我國積極調整政府職能,以堅韌的改革精神破除制約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藩籬,建立完善市場體系,有效發揮價格、競爭、供求等市場機制;建立健全以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經濟管理體系,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發揮國家發展計劃和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健全財政、貨幣、產業和區域等經濟政策的協調機制,在推動創新驅動發展,縮小收入、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增加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改善營商環境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作出新定位。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予以強調。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發展,是新中國70年經濟和經濟理論發展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實踐和理論創新,為新時代樹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正確理念提供了基本遵循。經過40余年的實踐,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市場秩序不規范、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后、市場規則不統一、市場競爭不充分等問題表明,必須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必然要求。必須明確的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并不是發揮全部作用。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政府要在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加強市場活動監管、強化公共服務、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推動創新驅動發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社會穩定、促進共同富裕等方面更好發揮作用。

  五、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新中國成立70年來經濟發展之所以能夠取得歷史性成就,其中一條寶貴經驗,就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致力于實現共同富裕。

  黨的七大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根本宗旨寫入黨章總綱。新中國成立后,從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需要強大的物質基礎出發,黨中央確定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以生產資料的生產促進生活資料的生產,豐富了民生日用產品的供應,對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發揮了積極作用。黨的八大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然而在實踐中受多種因素制約,沒有正確處理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積累與消費之間的關系,沒有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平均主義和“大鍋飯”嚴重挫傷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造成了資源投入產出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等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堅持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目標,在領導推進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中,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順應民心、尊重民意、關注民情、致力民生,讓人民共享改革開放成果。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實事求是地作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矛盾的科學判斷,提出必須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增加社會財富,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發展才是硬道理”。改革開放是我們黨帶領人民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變革,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斷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江澤民同志強調,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十六大以后,形成了科學發展觀。胡錦濤同志強調,“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由此確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在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思想的指導下,以人為本和共同富裕目標得以堅持和發展。在領導推動改革開放的進程中,黨中央堅持依靠人民推動改革,尊重人民的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充分發揮人民的聰明才智,及時把來自基層的改革實踐升華為科學理論再用于指導改革實踐,使人民實踐創造和發展要求成為改革前進的動力。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必須解決的問題。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現在看來這個路子是對的。”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不等于平均主義。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原則,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打破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為激發廣大勞動者生產積極性,致富奔小康、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論基礎。與此同時,鄧小平同志反復告誡,“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為了解決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收入差距擴大問題,我國逐步建立起稅收調節制度和覆蓋城鄉居民的全民社會保障制度等再分配制度,對調節收入差距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等區域發展戰略,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縮小區域收入差距;給農業、農村和農民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自1986年,我國開啟了制度化扶貧階段,在開發式扶貧政策和扶貧開發綱要等相關政策的作用下,農村貧困問題得到有效緩解,貧困人口總數持續下降。

  經過70年發展,我國社會生產力顯著提高,長期存在的短缺經濟和供給不足狀況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隨著人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人民群眾的需要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社會公平公正問題,強調共同富裕目標,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新發展理念包括共享發展理念,充分體現了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漸進共享的內涵,要求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舉全民之力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把“蛋糕”做大,同時把不斷做大的“蛋糕”分好,讓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到更充分體現,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立足新時代,黨的十九大報告深刻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并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是一個抽象的、玄奧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止步于思想環節,而要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各個環節。”黨中央堅持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把做到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努力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一大批惠民舉措落地實施,人民生活明顯改善,人民群眾在改革發展中的獲得感幸福感明顯增長。脫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進展,低收入群體收入加快增長,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超過城鎮居民,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高于經濟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顯著提高。

  六、堅持綠色發展,推動生態文明建設

  新中國70年來,我國對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關系的認識逐步深化,科學地揚棄了“先污染后治理、以犧牲環境換取經濟增長、注重末端治理”的傳統發展模式,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實現了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向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歷史性轉變。

  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生態環境問題還沒有凸顯出來。黨中央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仍然開展了淮河、長江、黃河和海河流域治水工程。根據預防性衛生監督理念,探索城市和工業污染的防治工作。毛澤東同志向全黨全國發出了“綠化祖國”的號召。國民經濟調整時期,針對“大躍進”運動導致的環境污染和濫伐林木問題,我國一方面強化了城市和工業“三廢”治理與綜合利用,另一方面著力恢復林業經濟秩序。在周恩來同志的積極推動和聯合國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的促動下,1973年8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標志著中國環保意識覺醒和現代環境保護事業的正式起步。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環境問題集中凸顯,生態環境日益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硬約束。黨中央開始著力推動環境保護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將保護環境確立為我國一項基本國策,要求實施“三同步與三統一”方針。即經濟建設、城鄉建設、環境建設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實現經濟效益、環境效益、社會效益的統一。我國環境保護進入新的發展階段。20世紀90年代,黨中央將可持續發展戰略確立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要求實現由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提出了確保國家生態環境安全的方略。黨的十六大提出,樹立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理念,要求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統籌人與自然發展,全面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黨的十七大把“生態文明建設”首次寫進黨代會政治報告,標志著我國的環境保護跨入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歷史新征程。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自然觀,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觀,以“生態文明體系”構筑集生態文化體系、生態經濟體系、生態環境質量體系、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和國家生態安全體系于一體的生態文明建設基本方略,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不僅為推動中國由工業文明社會向生態文明范式轉型提供了根本理論指引,而且為人類社會實現綠色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內在邏輯上是有機統一的。一方面,綠水青山是經濟發展中自然資源永續和持久供給的前提和基礎,也包括在環境閾值內永續持久容納、消化和吸收環境污染的潛力和耐力。另一方面,正確處理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始終是事關人類發展的主題,以往那種GDP至上、把發展和保護割裂乃至對立起來的發展觀,以及先污染后治理、邊污染邊治理的老路再也不能延續了;好的經濟質量也是好的環境質量,好的環境質量能夠促進和提升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水平。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綠色屬性,要建設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經濟體系,強調以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為路徑,堅持傳統產業綠色化、綠色產業常態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綠水青山既是自然財富、生態財富,又是社會財富、經濟財富。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自然價值和增值自然資本,就是保護經濟社會發展潛力和后勁,使綠水青山持續發揮生態效益和經濟社會效益。”這奠定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自然價值理論基石,充分體現了尊重自然、重視資源全價值、謀求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價值理念,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理論創新。

  七、堅持全方位對外開放,積極參與推動全球化進程

  新中國70年的歷程充分表明,對外開放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黨中央在領導經濟建設的過程中,牢牢把握歷史規律,深入分析對外開放的機遇與挑戰,創立了一系列對外開放的新理論、新理念,引領和推動我國對外開放事業不斷取得進步。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艱難的國際環境,我國形成了獨立自主發展國民經濟的理論,建立起對外經濟貿易體制。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舊中國的對外經貿被帝國主義及官僚買辦所控制,生產、技術等大幅落后于發達國家,作為原料來源地和工業品傾銷地的依附性對外開放是完全不平等的。剛成立的新中國按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與各外國的政府和人民恢復并發展通商貿易關系”的規定,逐步建立起以國營專業外貿公司為主體、國家統一管理的社會主義對外經濟貿易體系。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大以及《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一切國家的長處和好的經驗都要學,明確了我國對外開放的對象和領域。但因主客觀條件的制約,當時我國的對外開放主要是與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開展經濟技術合作。我國通過出口原材料和初級品換取外匯,進口技術和機器設備促進工業化,為建設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和工業體系作出了積極貢獻。我國還通過對外援助的方式,積極與一些亞非拉國家開展經濟技術往來。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在實踐發展和時代進步的推動下,我國對外開放理論與格局日臻完善。鄧小平同志關于“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的戰略判斷,繼承和發展了“三個世界”理論,為對外開放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鄧小平同志指出,“對外開放具有重要意義,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對外開放被確立為我國的基本國策。我國在積極擴大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合作的實踐中,總結出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和學會“兩套本領”等重要的對外開放理論,開辟了吸引境外資本、技術和人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突破了擴大對外開放的思想束縛,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積極參與全球分工體系和全球價值鏈。2001年12月,我國正式加入WTO。對外開放全面升級為WTO框架下的體制性多邊開放,連續多年成為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國,快速成長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和主要對外投資國。黨的十六大以后,針對全球金融危機影響持續加深等國際局勢的變化,黨中央強調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相結合,引導對外開放從“引進來”為主向逐步擴大“走出去”力度的方向轉變。這一時期,我國逐步形成中國特色的世界經濟、國際貿易、國際金融、開放宏觀經濟學等學科,針對外資和技術的溢出效應、攀升全球價值鏈、引進創新和自主創新之間的關系等,開展了大量理論和經驗研究。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我國對外開放實踐的深化和發展,對外開放理論取得新的重大進展,構建起全面開放理論與新格局。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歷史和全局的高度,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大論斷,強調“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將開放確立為五大新理念之一。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提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與此同時,我國發出共商共建共享“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一種反對霸權主義、不采取海陸對立“兩分法”視角的國際公共品供給模式,形成了涵蓋國際經濟、國際關系等多學科的創新型理論框架。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中國對外開放,不是要一家唱獨角戲,而是要歡迎各方共同參與;不是要謀求勢力范圍,而是要支持各國共同發展;不是要營造自己的后花園,而是要建設各國共享的百花園。”這一中國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將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共同體理論上升到促進人類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高度。面對近年來全球范圍內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和冷戰思維抬頭,我國堅定支持多邊體系和開放型世界經濟。我國不謀求貿易順差,主動擴大進口,帶動了世界貿易和經濟的穩步增長。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部署和推動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是世界上第一個以進口為主題的大型國家級展會,也是國際貿易發展史上的一大創舉。我國還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推動成立亞投行、絲路基金和金磚銀行等。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為了更好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我國于2018年專門組建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設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對最不發達國家提供發展支持。這些措施超越了西方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與零和博弈思維,為完善全球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和贊譽。

  中國特色的對外開放理論,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時代對外開放的重要論述,既充分吸收對外開放經典理論中的有益成分,如我國基于自由貿易和比較優勢的對外開放實踐等,又不斷創新,如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等,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品格。展望新時代,我國將以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為人類發展進步作出更大貢獻。

  結語

  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成就,有許多彌足珍貴的經驗與啟示,本文總結了其中至為重要的“六個堅持”。這“六個堅持”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是我國解決經濟社會發展新問題新挑戰、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必須堅持的理論指導,為我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了強大的思想引領和行動指南。

  縱觀歷史,大國崛起不僅要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更要在經濟理論上作出原創性的重大貢獻,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例如,英國崛起時期的重商主義與崛起后的自由貿易理論,后發國家如19世紀德國趕超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和戰后的社會市場經濟理論,美國早期政治經濟學的美國學派及后來的新古典經濟學,以及戰后日本復興時代形成的產業政策與規制理論,等等。這些經濟學理論不僅充分體現了對一國經濟發展經驗的理論概括,還深深地打上了一國的歷史、哲學、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烙印,可供其他國家比較借鑒,但不可能被完全復制。

  經濟發展史和經濟思想史的研究還表明,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往往伴隨著經濟學體系的重構。回首過去,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創造了人間奇跡,但還需要關于中國發展的經濟學說對此作出充分的理論闡釋和解答,需要廣大經濟學理論工作者深化研究和深入總結。放眼未來,我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要正確應對一系列重大風險和挑戰,迫切需要在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

責任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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